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出任国家总理。这位自投身革命以来就十分繁忙的伟人，在关键时刻使湘雅人亲身感受了他的无限关爱。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趣闻，湘雅三位老人曾有专文记述。 

在重庆大学作报告为湘雅建党奠基础

关于湘雅建党，得到周恩来等进步学者报告启示的历史，原湖南医科大学学报高级编辑，1946～1952年在湘雅求学的李守谅与他的学友汪学仁曾有专文记叙。 

他们在《忆湘雅医学院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一文中写道：1944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溃退千里，湘雅医学院在从湖南迁往贵阳后，于1944年冬（12月）又被迫转移到重庆。一路上长途跋涉，同学们亲眼目睹了大片国土遭沦陷的惨状，更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到重庆后，部分同学借住战区学生收容所，进步同学借此机会接触了重庆的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汪学仁通过地下党员张志昂邀请著名学者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来校作报告，他们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本质，同学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同时郭沫若还题词勉励同学们为争取抗战胜利，争取民主而斗争，郭老题词曰：“实事求是，虚己接物”；茅盾先生鼓励同学们和法西斯细菌作斗争，题词曰：“努力民主，和法西斯的细菌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掀起反共恶浪。重庆，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较量的地方。当时，“湘雅”进步同学与重庆地下党有密切的联系，兰维廉、魏书均、汪学仁等鼓动同学订阅新华日报，并向进步同学介绍进步书刊，从中受到教育。1946年10月旧政协闭幕后，周恩来同志在沙平坝重庆大学作报告。兰维廉、汪学仁、陈璋、魏泽强、欧钟文、李安伯等人串联了“湘雅”二十四班大部分同学及二十五班及其他班一部分同学去听报告。周恩来用大量的事实，精辟的分析，阐明了当时的局势，使同学们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抗战的不同态度，不少同学听了报告之后，才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作绝的斗争。由于同学们提高了认识，所以，当反动派于2月22日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进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湘雅”有同学写信给新华日报，表示慰问。 

文章认为，周恩来同志及郭沫若、茅盾、翦伯赞等著名人物的报告，以及湘雅校园中后来发生的“林智事件”，1947年湘雅学生参加的全国“六·二”大游行，为湘雅医学院建立党组织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校园文革逢劫数总理指示解重围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曾为中共湖南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王冀克同志，在《周恩来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一文中有如下叙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7月21日，湖南医学院的教学大楼被造反派团团围困，步枪声不绝入耳，还夹杂着“断电”、“断水”、“炸掉这座大楼”的吆喝声，楼内数百人的生命岌岌可危，国家财产将毁于一旦！武装部长杨德仁和食堂管理员死于非命。当时，作为湖南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我和组织部长王久兴、总务处副处长郭丕志以及湖医的几个学生正住在湖南师院的学生宿舍，当听到我们学院被围困的消息后，都被痛苦和焦急噬咬着。在商量如何解除被围困的办法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夏日炎炎，如断水电，被围困在里面的人就会遭受干渴、饥饿和黑暗的煎熬，那不是鱼死，便是网破，情况十分火急。7月23日下午，我在湖南大学找到了王驰同志，向他讲了湖医的情况。他告诉我军区在省委党校有个办事处，可借用那里的军用电话向周总理汇报。我回到师院把王驰同志的建议一说，大家要我和64级王义章同学立即去军区办事处。当时，天已黄昏，我们步行到哪里已深夜。军区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很热情的为我们要通了周总理的电话。我拿起耳机，对方客气地说：“你找谁？有什么事？”我焦急地说：“我是王冀克，是湖南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有紧急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对方说：“总理不在，我是他的秘书，有事对我说，我转告总理。”于是，我把湖医的情况向总理秘书汇报了。他把记录的情况又念给我听，核实准确，才放下耳机。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我深受感动，不禁想到了周总理为人师表的事迹，想到了1955年和1957年两次亲自看到总理作报告时的严肃认真、和蔼可亲的光辉形象。 

7月27日傍晚，我们听到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湖医解围了。但原因是什么，在一段时间内谁也不清楚。直到省革委会和47军印发的中共中央1967年8月10日《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及附录后，才知道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示下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7月27日，周总理接见湖南代表团时问：“医学院被围困，你们能否劝阻？”代表团的同志回答说：“医学院发生的事情，我们才知道，详细情况不清楚。” 

总理说：“医学院已经被围困六天了，如不解围，断电、断水，里面的人就会铤而走险。”总理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我现在委托47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双方各派10人，把主要组织包括进去，到医学院看看，到底包围医学院的都是哪些组织的人，各方面都把自己组织的人劝走。”总理要47军军长黎原同志马上电话通知郑波同志，要双方代表团也马上打电话告诉家里，马上把代表派出来。 

8月2日，总理又向湖南代表团询问了医学院的情况，代表们告诉总理问题已经解决。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一场错误。任何一个政党在新的征途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有些政党在错误和困境中消亡，而中国共产党却在错误中变得更加成熟，那是因为有周总理这样一大批共产党人敢于抵制错误，灵活巧妙地纠正错误。之所以有这样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有科学的纲领，有正确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记述了周总理在百忙中对湘雅的关爱，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发展壮大前进的政党。